家里的门上容不下两个老爷

祖庙进门的地方就是那间木版年画陈列室。也许应该叫陈列馆，已经记不清门口匾上的提字写的是馆还是室了，地方实在不大，也许叫陈列室更合适吧。三十多平方的屋子，高高的顶，三面墙上陈列着各色木版年画，年画外面当然是用厚厚的玻璃罩保护着。

无论是看画展还是逛博物馆，我一向按部就班地先看入口处的展品简介。一目一行，十多行字的介绍很快也就看完，对木版年画大概齐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

其实，那间不大的陈列室里除了陈列展品以外，屋子中间还摆着一张大桌供游人当场自制一张毛坯木版年画，也就是只有黑色图案轮廓的年画草稿。当我在屋里慢慢悠悠转了一圈并终于在大桌前站定的时候，我相信我面前坐在大桌后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已经注意我很久了，因为从我跨进门槛到我注意起他们桌上的各种工具，我一直是唯一的游人。

“你可以自己试着做！”
小伙子在被我反问“什么意思？”以后把广东话改用普通话对我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建议。
……
“好！”
建议接受，我盯着桌上黑乎乎的木版模子两眼放光，顺势在小伙子身旁的高脚凳上乖乖坐好。

因为没有选择，所以我只能做一张最传统的门神关老爷。小伙子很麻利地先演示了一次，然后让我独立操作。

那个年画毛坯做起来很快，几乎没有难度。我相信，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桌边儿站着想一会，大概我也能七七八八猜出那叠白纸和那一大碗墨汁及那两把不太一般的大刷子的各自用法。


而制作一幅完整的木版年画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如果单说印年画的过程，那就和从前地下党生产革命传单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在事先刻好的模子上涂上颜色，趁色儿没干赶快盖上纸，然后用刷子在纸上来回刷匀、揭开，晾干后就可以该贴哪儿贴哪儿了。

只是印传单只需用黑色油墨，而做一张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木版年画可就得多费几回事儿了。就拿那个关老爷来说吧，首先得用刀在第一块木版上雕刻出关爷的身形、眉眼、衣服、兵器等完整轮廓，然后将木版平放桌上刷上特制的墨汁，盖上白纸刷匀，这就是小伙子建议我自己试着做的那道工序，也就是第一道活。

然后，你就得往关爷身上加不同的颜色。如果鞋面和三角旗你想用蓝色，那就得在另一块木版上雕刻出鞋面和三角旗的形状，当然那大小尺寸和位置都得分毫不差地和母版吻和，而这块只有鞋面和三角旗的版上你就永远只能刷上蓝色，按着第一次印刷的位置把毛坯纸再盖在这第二块版上，直到把颜色刷透了。就这样依此类推，要是再想给关爷带上绿色的绣球，那就还得再刻出第三块只有绣球的木版，刷上绿色，再将已经有了轮廓，有了蓝鞋面和三角旗的纸按最初的位置盖在第三块版上，刷匀。

所以，要完成一幅颜色丰富，形态传神的木版年画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这样推算下来，一般情况下一张年画上有几种色儿就得刻上几块版，而最简单的木版年画至少也有四种颜色。我寻思着，一块版十来公分厚的话，那一套稍微灿烂点的木版年画的木版摞起来怎么也得有半人多高了吧！

有的年画要是再讲究点儿，就需要师傅用工笔画的技艺上色，好比那些胖娃娃脸袋儿上的红胭脂就是这么来的。更让人吃惊的是，还有木版连环画，真不敢想象，如果要制作一套连环画那得先雕刻出多少木版，费多少时日！


我拿着大刷子学着小伙子刚才的手势往木版上涂墨汁，小伙子提醒我别捏到刷子太上边儿，容易把手弄脏。小伙子说话挺和气，和他聊起来才知道，小伙子是冯氏木版年画的唯一传人。知道小伙子的来历，我就更有理由要求他为我普及一下木版年画的知识了。于是，我们从身后玻璃罩里“五子登科”的颜色聊到年画木版模子雕刻的难度；从小伙子爷爷“门神均”聊到天津的杨柳青。

我这个唯一的客人在动手前就已经和唯一的传人说好了，我只要花二十块买两张关老爷门神的成品，做毛坯年画就可以免费并且能带走我的处女作。我说该走了，一旁的大姑娘便仔细替我卷起那一张黑白的，两张彩色的关公门神画，并在外面包上报纸。一手接过大姑娘卷好的年画，一手接过小伙子递来的名片，两手就腾不出空儿的忙乱起来。小伙子很热情地让我有空再去他的店里看看，临走时我没有敷衍地说一定去，而是告诉他我是就要回上海的。

拿着卷成棍儿的年画跨出门槛，走了不到三步，突然想起来还没有付那二十块钱。赶快折回头付了钱，小伙子仍旧客气地把我送到门口。

几天后的晚上我和三个关老爷一起从佛山飞回了上海。可是，家的大门上那点地儿是无论如何也容不下两个老爷。不过，如果老爷不介意的话，我房里那一溜墙的大壁橱上倒还宽敞，只是不知道，半夜里我猛一醒来，看到那两个披盔戴甲的老爷会不会胡思乱想。